关羽此战之初，确有可圈可点之处。时值八月霖雨，汉水暴涨，关羽多年镇守荆州，对水文气象自有经验，遂借水势破敌。这种利用天时地利的战术素养，确非寻常将领可比。于禁七军覆没，庞德被斩，曹操麾下能征惯战之将为之胆寒。许都以南，群盗纷起响应关羽，一时“威震华夏”四字，并非虚誉。

　　然而，胜利之下的隐患早已埋下。关羽北伐，倾荆州之兵北上，后方空虚。他对东吴的态度始终傲慢，孙权遣使为子求娶关羽之女，关羽辱骂来使，拒婚之外更出恶言。这种外交上的短视，直接促使孙权倒向曹操。更关键的是，关羽与镇守江陵的糜芳、公安的傅士仁素有嫌隙，却仍将后方粮草辎重托付二人。用人不察，已伏败因。

　　曹操方面的反应极为迅速。司马懿、蒋济献计，以割让江南之地为条件，诱孙权从背后夹击关羽。孙权早有取荆州之心，得此良机，立即命吕蒙、陆逊率军西进。吕蒙装病回建业，陆逊代为领军，书信关羽，辞卑而礼厚，关羽遂抽调后方守军北上，荆州防线愈发空虚。此即“白衣渡江”之谋，吴军扮作商贾，悄无声息地夺取了沿江烽火台，兵临江陵城下。糜芳、傅士仁不战而降。

　　关羽在前线闻讯回师，已陷进退失据之境。曹仁、徐晃在樊城坚守不退，曹操亲率大军驻摩陂为后援，关羽北进之路已绝。南归之路又被吕蒙切断，吕蒙入江陵后，厚待关羽将士家眷，军中人心涣散。关羽士卒多为荆州本地人，闻家中安好，纷纷逃亡。至麦城时，关羽身边仅余数十骑。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，关羽突围被擒，不屈而死。

　　纵观此役，关羽之败，非败于战场上的刀兵相见，而败于庙算之前的战略误判。其一，对东吴的战略意图判断失误。关羽始终将东吴视为“盟友”，却未意识到在荆州问题上，吴蜀矛盾不可调和。吴蜀联盟的前提是共同抗曹，但荆州地处长江上游，对东吴构成天然威胁，孙权必取之而后安。关羽对此缺乏清醒认识，既不留重兵防备，又以外交失礼激化矛盾，可谓自毁藩篱。其二，用人失当。糜芳为南郡太守，傅士仁屯公安，二人皆无死守之志，关羽却委以重任，且平日不恤其情，战时又催逼粮草，逼反了本可坚守的守将。其三，对自身威名的过度自信。水淹七军后，关羽以为曹军胆落，吴军不敢妄动，遂将后方兵力抽调一空。殊不知吕蒙之谋，正待此时。

　　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襄樊之战的结局重塑了三国格局。蜀汉失去荆州，诸葛亮“隆中对”两路北伐的战略构想彻底落空。此后蜀汉只能退守益州一隅，出祁山而困于秦岭，再无东顾之力。东吴全据长江中下游，防御纵深大增，却也因此与蜀汉结下深仇。夷陵之战刘备复仇东征，又遭陆逊火攻惨败，蜀汉元气大伤。曹魏坐收渔利，南方两强相争，北方得以休养生息。可以说，关羽在襄樊的一进一退之间，无意中改写了整个三国的走向。

　　后人论关羽之败，多归咎于“大意”。然细察之，关羽之失不在“大意”，而在“傲”与“狭”二字。傲则轻敌，狭则不容人。对孙权之傲，对糜芳傅士仁之狭，皆是性格中的致命缺陷在战略层面的放大。陈寿评关羽“刚而自矜”，可谓确论。然关羽之败，亦非一人之过。刘备、诸葛亮在成都，对荆州局势的遥控失当，未能及时调兵增援，亦当分责。只是关羽身处前线，首当其冲罢了。

　　襄樊之战距今已近两千年，然其间兴衰之理，至今仍有镜鉴价值。关羽以百战之威，困于后方一隅之失，可见再锋利的刀刃，若握在没有后方的人手里，终究要折断。威震华夏与败走麦城之间，只隔了一道看不见的防线——那便是对全局的清醒判断与对盟友关系的谨慎经营。关羽未能守住这道防线，于是历史的天平，在襄阳城下的秋雨中，悄然倾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