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细究起来，曹操的用人气度，其实有极明确的边界。他的“唯才是举”，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用人观人才是成就霸业的利器，而非目的本身。这一点，在他处理荀彧之死上暴露得最为彻底。荀彧追随曹操二十余年，堪称其首席谋士，官渡之战时坚定主战，又举荐了郭嘉、钟繇等一批人才。但当曹操欲进爵魏公、加九锡时，荀彧公开表示反对，认为“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，秉忠贞之诚，守退让之实”。曹操的反应是“心不能平”，随后送了个空食盒给荀彧，荀彧遂服毒自尽。一个跟了自己二十年的核心幕僚，只因在政治路线上有不同意见，便落得如此下场。这说明曹操的“容人”，容的是战术层面的异议，容的是个性上的狂傲，却绝不容忍战略方向上的分歧。你可以贪财，可以好色，可以桀骜不驯，但你不能在“曹操该不该代汉自立”这个问题上站错队。

　　再看他对关羽的态度。关羽降曹时，曹操“礼之甚厚”，封汉寿亭侯，赏赐无数。但关羽明确表态“吾极知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刘将军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”。曹操听后反而赞赏“事君不忘其本，天下义士也。”表面看这是何等大度。可换个角度想曹操放走关羽，是因为他知道留不住，杀了反而落个害贤之名。更重要的是，此时刘备势力尚弱，关羽回去也翻不起大浪。若换成官渡之战前袁绍帐下的张郃来投，曹操是“跣足出迎”的；若换成赤壁之战前孙权帐下的鲁肃来降，曹操还会放他回去吗？所谓“容人”，往往与对方的分量及威胁程度成反比。关羽的忠义，在曹操眼里是一笔可以计算的道德资产——放走他，既成全了自己的美名，又埋下了日后刘备集团内部“关羽念旧”的伏笔。这笔账，曹操算得比谁都精。

　　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曹操的用人格局始终未能突破“为我所用”的框架。他手下人才济济，但真正能独当一面、镇守一方的大将之才，除曹氏夏侯氏宗亲外，外姓将领中寥寥无几。五子良将张辽、乐进、于禁、张郃、徐晃，个个能征善战，但曹操在世时，他们始终是“将”而非“帅”，独立指挥大规模战役的机会极少。反观刘备，取汉中后用魏延守汉中，临终前又提拔李严与诸葛亮并掌军政；孙权更是放手让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四任大都督全权指挥对魏作战，哪怕陆逊当时“名不见经传”。曹操的军事指挥权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，这固然避免了尾大不掉，却也导致他死后曹魏阵营缺乏能独立应对诸葛亮北伐的统帅型人才，不得不倚重司马懿——而这正是曹魏政权最终被司马氏篡夺的远因之一。

　　曹操临终前一年，孙权上书称臣，劝他称帝。曹操把信给群臣看，说“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”。他至死未称帝，表面看是克制，实则是精算汉室这张牌还有残余价值，留着献帝可以安抚人心，也可以作为与刘备、孙权讨价还价的筹码。但这份精算也带来了副作用他一生以“汉臣”自居，却又架空汉室，导致手下文武在“忠于汉”还是“忠于曹”之间长期撕裂。荀彧之死、孔融被杀、崔琰被赐死，本质上都是这种撕裂的牺牲品。一个组织如果连核心成员的政治忠诚都无法安顿，其人才战略的底色便透着凉薄。

　　所以，曹操的用人之道，长处在于“术”，短处在于“道”。他精于识人、驭人、用人，却未能构建一套超越个人权谋的人才制度。他可以用高官厚禄买来张辽的效忠，却买不来张辽对曹魏政权的归属感；他可以用空食盒逼死荀彧，却逼不出一个真心拥护曹氏代汉的士族集团。陈寿在三国志里评曹操“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矫情任算，不念旧恶”，这“矫情任算”四个字，恰恰点中了要害——算得太精，情就假了。一个把人才当工具的人，最终也会被人才当成工具。司马懿装病赚曹爽，不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么？

　　曹操一生，赢在用人，也输在用人。他赢的是当下，输的是身后。